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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学者陈秋是晓庄的挚友，近年他开始了对晓庄作品的重新梳理工作，试图将她的作品推向更广阔的跨学科领域中。晓庄辞世后，他回忆起了与这位老太太相识两年来的相处。从一些生活上的细节，到一些两人对作品的讨论，各怀执着的两代摄影人围绕一些照片展开了讨论。在陈秋看来，晓庄的摄影虽然有那个时代“宣传照片”式的特点，但在一些时机的选择上亚新综合平台，晓庄让那些瞬间变得有几分浪漫随意，又在被历史淌过后多了几分客观。而晓庄有一次忽然提起自己在拍南京街头游行队伍时说：“你看，我儿子当时就在这个游行队伍里。那时我总会选好拍摄角度后，等待有他的队伍走来。”

晓庄走了，2026年1月5日傍晚，老太太的儿子肖利打来电话，匆忙地告知了我这个消息。恍惚中，我下意识打开微信，翻出了我和老太的聊天框，时间停留在2025年的10月4日，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复。住院前，她身体很好，我每天都会收到她发给我的数条消息，她喜欢分享时事类新闻，有时是政治评论，当然更多是叮嘱我注意身体，或是提醒我又从南京给我寄来了一些蛋白粉之类的补充营养的食物要我记得签收，不厌其烦地问我在哪出差，什么时候来南京，她来给我买票亚新综合平台，因为担心我老是跑来看她会有经济上的负担。

老太太原名庄冬莺，出生于浙江奉化1933年开年的冬天。根据她自己的说法，由于这个名字过于诗情画意，她在1952年从部队转业至《新华日报》时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改名，因为想要去掉这个名字里重男轻女的痕迹，以及掩去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背景。晓庄曾给我发过一段她写的关于她的家庭的文字，她的祖父庄之盘（1879—1940），别号莘墅。奉化区曹村人，生于光绪五年己卯，甲午战后，痛国土之丧失，次年东游日本，毕业于日本警监学校加入同盟会，任总干事之职，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而她则于1949年3月杭州师范读高二时，受到其早已加入地下党的二姊田英影响，加入浙东四明山区游击纵队，跨入革命大潮之中，时年16岁。她还有一个威严少语的父亲，也是自此之后海峡两隔，再也没有相见。

2023年初识晓庄时我26岁，她90岁，我在《中国摄影》同事陈攻的电脑中看到晓庄曾放在他那保管的一些作品资料，很是兴奋。新中国以来，由于摄影作为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建国初期很快建立起了依托摄影家协会、中央及地方媒体，以及文化馆等机构构建的摄影报道队伍。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需要，一套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像美术语言快速地形成对摄影记者面对现实的修辞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人才的匮乏，这一形式统一的摄影语言更实用地从上至下地铺展开来亚新综合平台，好教易学。积极、昂扬地大搞生产建设，树立典型人物，这些题材都有相对固定的拍摄方法。当时的我很熟悉这套历史中的影像范式，但是晓庄的这些照片却总让我觉得她和主流有所游离，让我好奇这背后的动机。

并非拔高晓庄，需要承认的是，晓庄大量作品仍是围绕宣传工作所拍摄，与同时代其他摄影记者有相当的重复之处。但是，闪光点在于亚新综合平台，她拍摄的作品有一些有别于典型图式。这些略显松弛的画面，不断夹在那些反复紧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式中。虽然革命的结构依然稳定支撑着那个时代的影像诉求，但在一些时机的选择上，晓庄让那些瞬间变得有几分浪漫随意，又在被历史淌过后多了几分客观。特别是在她拍摄的大量南京市的游行场面，以及在江苏各地拍摄的农村场景中，尤为突出。

后来好几次与老太太一同翻看照片印证了我的判断，她总会笑嘻嘻地给我挑些“废片”加以评论。诸如片中人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画面。这些照片往往由于画面的不完美，传递不出高大的“典型性”，达不到当时的发稿要求。我想老太太这般玩味实有她对现实与历史的判断态度隐含其中。当时的她当然不曾听说所谓“决定性瞬间”“观念摄影”之类的概念，但也丝毫不影响她对现实-政治-影像连接与互相作用之时，最为朴实与直接的感知：对瞬间的操控即可以塑造历史，直指人心。

晓庄的创作高峰集中在1950-1970年代，主要是南京与南通两地的城市及周边农村风光与工业建设成果。1970-1980年代作品数量大大缩小，这和她与家人一起被下放南通有关。这些年代恰恰也是整个中国变革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置身于这样一场运动中，摄影记者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与政治身份，赋予了她别样地看待世界并抽身而出的方式——拥有相机在那时本就是一种文化特权，并延伸至我们现在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政治”之中。从国家领导人或是印尼苏加诺等外国政要的宴请，到五台山体育场上攒动的红旗与标语；从面对街头意气风发的高校师生，到指挥土墙边腼腆的农民代表摆拍，她必须学会用镜头面对现实极大的差异与动荡。不过正是由于摄影这一行为某种程度上将她与世界总是隔了一层东西，那些她对现实、理想，记录、虚构等观念的理解才得以在那个年代隐晦却自然地留存，并获得表达的空间。

2000年前后亚新综合平台，摄影由于改革和开放而被赋予市场，也由于这些作品的历史价值，老太太这些年来受过一些骗，所以对自己的作品使用尤为慎重。她在老年阶段苦学电脑与扫描技术，对自己作品数字版本的大小分得很清楚，一般人很难从她手中获得质量过关的影像。但她却很信任我，将很多资料交由我保管。我想这不仅是一种面对晚辈的爱意，更可能是她看到了我俩共同的对于影像的执念。我时常会兴奋地挑出一些老太太本人觉得“很一般”“不好看”的照片，认为其价值重大，值得研究。老太太虽每每摆出傲娇的口气道：“这有什么好看的”，但我想她内心深处是喜悦的，因为她常常会在他人面前提起这些亚新综合平台，并对我的批评不加阻拦。她时常向我表达她有多么喜欢和重视《踏碎银波》《专业户进城》等获奖作品，而我却常常会回嘴说这些照片过于形式化，是追求时代潮流之作，没有特点亚新综合平台，很难在摄影史的结构中获得清晰的定位。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有点愧疚，不懂得给些情绪价值。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更直接地意识到，时代对于我俩，更是对于影像之意义所造成的差异。我虽知新中国摄影自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但面对影像时眼光的底色毕竟还是受到图像学、文化批评、当代艺术的影响。而她在面对照片时，往往直面现实，点出照片中具体的社会条件，强调照片背后的阶级性与微观中人物的命运，甚至对一些议题充满警惕与避讳。90余岁高龄时，她都会记得每张照片具体的拍摄日期或是拍摄原因与目的，这般细致的记忆与还原我想是大多数青年创作者都无法做到的，后面我想，或许这是一种面对影像的态度问题，和记忆力无关，当然这无疑为她的影像增添了极有分量的档案性。

她面对摄影往往时而兴致盎然，时而悲观残酷。这种双面性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很难直接理解。就如同她谈到在1962年发表《踏碎银波》前，她为取名字犯了难。原本想取“惊鹅”，就是把鹅惊了之意。但这个标题显然不怎么样，她自认在部队时还是个小知识分子，因为书读到了高二，而部队大部分则都是“文盲”。但到了报社就不一样，报社里有很多民国时期的老报人亚新综合平台，水平很高。她正在为命题发愁的时候，当天值夜班的报社领导高斯来到摄影组，高斯是新四军老报人，不仅文笔好，而且学识丰富。看了照片后即兴给照片取名“踏碎银波”，一下子就赋予作品新意涵。“尽管对这些动物摄影小品，我打心眼里喜欢，可总担心害怕。拍了《踏碎银波》之后，我对鸡鸭鹅一直感兴趣，‘四人帮’粉碎后，我拍了《生机勃勃》，在1977年全国影展上获优秀作品奖，并到美国、朝鲜、比利时展出，也入选了《中国摄影三十年摄影艺术作品集》。我喜欢拍这些玩意儿，反映新气象，对那种命题作文的新闻摄影真的没兴趣。”晓庄说。

摄影在中国，或许与政治的联系比与艺术的联系近得多。而摄影批评和有方法的摄影研究在中国的起步也相对较晚，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往往要么简单地以图像证史的思维方式，将往日的影像作为历史材料或是插图，置入文本中；或是过于在摄影史这一学科内部，去观赏不同时期的影像风格或是题材的变化。前者往往对拍摄者所身处的时代际遇与情感结构对影像造成的偏差忽略不计；后者往往无法将摄影作为一种社会系统中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事件进行觉察。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是关于晓庄的作品解读造成的阻碍。前者使得她的照片在众多出版物中失去了作品性亚新综合平台，流俗于宏大叙事；后者则将她的作品固定在意识形态的版图之上，耗去了其观看视角与社会思潮丰富的互动与互相建构关系。回顾以往对晓庄的报道与出版材料，大多往往仅停留于影像表面的符号所指，即所谓的图说之用亚新综合平台，仅仅将晓庄本人定位为一名“见证历史”的摄影记者，而不是有着主观能动性的影像作品创作者。“摄影记者”与“政治”成为打在她身上最多，也是最为笼统的标签。

这让我想起老太太和我说过的一件事。因为我常常喜欢去她拍摄的大场景接片中（据说很多来自早先从中央社留下来的暗房师傅的妙手）寻找一些可能她在拍摄时忽略的细节，以苛求寻找一种本雅明所说的照片中的视觉无意识（Optisch-Unbewusstsein）之处，以期在看似客观的历史瞬间中打开超现实大门，获得一种智识上的快感。而老太太有一次忽然在翻阅一张南京街头游行队伍的照片时平静地和我说：“你看，我儿子当时就在这个游行队伍里。那时我总会选好拍摄角度后，等待有他的队伍走来。”这种在宏观政治、私人叙事与媒介特质中展开的复杂叙事对我的摄影观造成了极大的触动，而更重要的是，看似复杂的文化议题，却又被最朴素的人性轻易地消解与点破。

其实，晓庄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影像并非如一般人想象中的那般少亚新综合平台，虽然由于文化的高度组织，这些影像的类型不丰富，但往往拍摄得还是很讲究，值得一看。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资料往往没有被好好地保存与梳理。而晓庄这个自称的“漏网之鱼”，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凭借着一股脾气突出重围，让我感到钦佩。也许正是这份倔强，让我们这两个相隔64岁的好友之间产生了同志般的友谊与亲人般的纽带。想起我们每每分离之时，都会互相拥抱，很甜蜜。

2026年1月6日上午7时45分，晓庄在南京城南牛首山边正式与我们告别了，她生前的家人伙伴这次又相聚在一起。话说这个总能团结身边伙伴的老太太在结束摄影记者生涯后，1980年还创办了《光与影》，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由省级单位创办的全国性摄影杂志，杂志不仅介绍了很多海外资讯，为当时很多年轻人提供了展示的空间，在后续休刊后甚至还引发了全国出版界颇有规模的讨论。

1949年3月，正在杭州师范读高二的晓庄加入四明山区的浙东游击队金萧支队。1950年3月在解放军麓水报社开始从事摄影工作。1952年9月转业至新华日报社任摄影记者。1970年1月先后在南通日报社和南通市文化局工作。1980年3月调至江苏人民出版社，筹办全国性摄影刊物《光与影》并任主编。1994年3月离休。

晓庄生前为江苏省摄影家协会顾问。曾任第四届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第四届、第五届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1987年，获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工作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1995年，《中国三峡》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6年12月，获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荣誉杯”。2006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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