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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七妈高兴地祝贺我入党，并向我提出，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必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同时，不骄不馁，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地实践。这三个“必须”，今天仍对我们有教育意义。

那是1955年，我还在重庆工作，当时到北京出差汇报我所在单位开展肃反运动的情况。七伯知道了，专门安排时间，要我也向他做一次汇报。听我汇报后，他说，开展肃反运动很有必要，但要认真甄别、弄清楚情况，避免搞扩大化，因为人的生命和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同时，他还叫我将他说的话转达给我所在单位领导，并强调“就说是周恩来的意见”。听到最后这句，我最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七伯的卫士、后来任七妈警卫秘书的高振普，曾将他保存的最后一份七伯七妈的工资单送给我们举办的“缅怀周总理珍品展”展出。高振普告诉我，从1958年到1976年，七伯七妈工资共16万多元，其中近5万元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并记录了受补助的人员名字、金额。这个补助名单上没有我和邓在军的名字。我和在军提到这个，感到很自豪。

中南海怀仁堂旁边的小庭院里江南APP，有一块清代乾隆皇帝立的“下马必亡碑”。乾隆立的这块碑，就是训诫八旗子弟要学习骑射、满文，生活淳朴不得浪费，目的是“冀亿万世子孙，共享无疆之庥焉”。但历史现实是，从公元1752年立碑，到1912年清朝灭亡，仅相隔160年。某种程度上说，清王朝的腐败、衰败，就是从八旗子弟的堕落开始的。

我有个堂弟叫周尔辉，七伯很喜欢他，他的婚礼还是七伯主持的。尔辉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院工作，他的爱人是江苏淮安的小学老师。尔辉新婚后，北京钢铁学院要成⽴⼀所附属小学，经组织上征得淮安市同意，弟媳被调到钢院附小当老师。弟媳来京报到时，被七伯知道了。由于当时正在精简城镇人口，七伯劝弟媳服从大局，回淮安工作。于是，弟媳就回了淮安。后来，尔辉也主动申请调到淮安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1962年，有次在军带了我们一岁多的⼆⼥⼉蕾蕾去⻄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七伯高兴地抱起蕾蕾，还喊七妈一起带蕾蕾到中南海湖边玩。其间，七伯在地上捡了个小乌⻳给蕾蕾玩。吃午饭时，是素菜的两菜一汤。蕾蕾⽤⼩⼿去抓，在军觉得这显得孩子没家教，就用筷子打了下蕾蕾的⼩⼿。七伯批评了在军，他说，凡事要实事求是，孩子这么小不会用筷子，手就是她的工具，你怎么能打她呢！记住：生活中、工作中都要实事求是。

我去见过贺龙副总理后，又发现了一件小事，就是贺龙副总理住的是一个大套间，而周总理住的是一个普通单间。我问七伯的卫士长，被告知：你七伯每次因公外出，到了接待单位，都要过问每个人的住房安排情况。他了解到“红楼”只有个大套间，便交代说“贺老总年纪大，套房留给他住，我同大家一样住单间”。贺龙副总理跟他是挚友，所以也没推辞。这说明他严于律己。

这方面我自己曾有难忘的教训：1958年，我曾在天津参观过亩产“万斤稻”的水稻田，还深信不疑江南APP，写下了一首热情颂扬的打油诗：“喜看稻禾浓密，光照通⻛⼩⼉睡。历代灾荒此无，世间变异今日殊。”回过头看，这明显是异想天开。那时，我也见证了“⼟⾼炉”炼钢，一些地方甚至砸锅炼钢。但由于没有先进工艺，炼出的钢品质不好。

周总理当时深入农村和工厂进行调查，尽力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农业方面，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列举实例，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社会普遍不赞成大办公共食堂。1961年夏收后，中央解散了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工业方面，当时四川有几百万农民上山搞土高炉，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割。他调查了解情况后下令让所有搞土高炉的农民“马上下山”，恢复生产。再回想江南APP，这个逆潮流而动的重大举措，对于当时的七伯而言，需要多大的勇气。

周尔均：对于钱，七伯怀有种复杂的情感：作为国务院总理，他深刻理解钱作为经济流通手段和财富外在体现的极端重要性，竭尽心力治理国家财政。而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纯粹的共产党人，对由于金钱所产生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七伯同侄儿辈讲家史时，不⽌⼀次地提到，他的生母为中彩票遭遇的种种烦恼。正因如此，他和七妈把工资交给卫⼠⻓管理江南APP，除生活必需的开支以及部分用于资助有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外，其余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花厅原本是清末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获准在中南海的一侧修建的府邸。不过，⻄花厅还未竣工，清朝就垮台了。到解放初期，这里已经比较荒芜、破旧了。20世纪50年代，我去见七伯时，西花厅就非常破旧，地上铺的砖既破损又潮湿，门窗有缝隙，透风，木柱也不结实。七伯的关节有病，七妈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个环境对他俩的健康很不利。

早在2008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由我策划、在军导演的大型情景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现场，当主持人倪萍说到“周总理，我们想你了”时，全场突然变得安静无声，台下很多观众都流泪了。那场晚会的节目之一、郭兰英用真声深情演唱的《绣金匾》，也听哭了很多人。这种场景令人动容，也令我意识到，很多人像我们亲属一样还思念着周总理。作为亲属，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再做点什么。

更早之前，我在1995年离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的老伴以及孩子们一起，历时三年，制作了电视纪录片《百年恩来》，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拍摄中，我们采访了近四百位各界人士江南APP，其中既有外国元首、外交家等，也有工人、农民等，他们都由衷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仰和思念之情。这让我意识到，作为亲属江南APP，我们对周总理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同时，我也悟到一个道理：周总理不仅有丰功伟绩——这些已经载入史册，更重要的是，他崇高的思想品德、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永远存在于人们心中，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一部《百年恩来》的纪录片无法将所有内容都呈现出来，所以我就有了要再专门写一本书的念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撤销周总理兼任的财经小组组长职务，另行成立财经小组并由他人担任组长。周总理因此无法开展工作。但周总理是那种一刻也不能停下来的人，所以后来他身边的人凑钱买来一张简易的乒乓球台，让他没事时打打球。这既是锻炼身体，也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填补时间空白。我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委，感到很难受。

周尔均：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全日本航空公司原总裁冈崎嘉平太，他非常敬仰周总理的为人、气节和责任担当。我们拍《百年恩来》时，他已去世，他的夫人说，冈崎先生一生中最敬仰的人是周恩来，他生前一直怀揣周恩来的照片。她把这张照片随同冈崎先⽣的遗体一起火化了。她还说，冈崎先⽣去世时她并不过分难过，因为冈崎先⽣⼀⽣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天国会⻅，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关于“细”“定”“变”，我举一个与田中角荣有关的例子。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访华，周总理与他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整体比较好，田中角荣还道歉说，当初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但他其中有一句说的是“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第二天，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总理直言不讳指出，普通的事可以说“添麻烦”，而日本侵略中国，仅南京大屠杀就杀了三十多万人，这还能说只是“麻烦”吗？可见，周总理在外交上是有定力、守原则，敢于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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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APP更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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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正若干BUG。

3、优化游戏体验感，更加流畅。